籍，或者说文献典籍，是华夏民族绵延千年的主要载体之一，也是中国文化影响东亚并形成东亚文化圈的重要方式。在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群岛的交往历史中，文献典籍的交流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对上述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最澄像。公元年，日本僧人最澄随遣唐使入唐，从浙东天台山习天台教义，在明州开元寺受戒。公元年，最澄回国，在京都比睿山创建了延历寺，正式创立日本佛教天台宗。

除了高丽、日本前来中国之外，还有很多的中国学者、高僧前往上述地区，并带去相关文献典籍，同时也在当地著书立说，成为中国书籍对外传播的另一种方式。唐代鉴真法师东渡日本，带去了佛教典籍百卷，而随其一同赴日的法进著有《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东大寺受戒方轨》等，思托撰写了《延历寺僧录》以及《唐大和上东征转》蓝本的《大唐传戒僧名记大和尚鉴真传》。在两宋时期，兰溪道隆、无学祖元等天童寺名僧也前往日本，带去了大量的佛教典籍，极大第推动了日本宗教乃至整体社会的发展，也成就了日本的“渡来僧”时期。

《传教大师入唐牒》，又称《明州牒》，原件现藏在日本滋贺县延历寺细节

此外，随着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极大发展，大量的商船往来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在这一繁荣的东亚贸易圈中，船上的货物除了瓷器、丝绸等大宗贸易品之外，书籍也逐渐成为主要的商品之一。

根据《文德实录》记载，日本承和五年（公元年）藤原岳守在太宰府检查唐代货物时得到了“元白诗笔”，即唐代元稹、白居易的诗文集。公元年，唐商张蒙将日本所缺的佛教典籍余卷运往日本并转交给日僧圆珍。到了宋代，海外贸易更加频繁，虽然由于资料的缺少，目前我们很难统计到底有哪些以及多少书籍通过商船传播到了海外，但中国典籍通过商贸传播海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中，《太平御览》输往日本就是一个例子。

《太平御览》是宋代著名的类书，由宋太宗敕令李昉、李穆、徐铉等编撰，成书于公元年，全书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分成五十五部，保存了大量宋以前的文献资料。次数刊行后高丽、日本等国都希望极力获得，但是宋朝一直对此加以管制。如宋哲宗初立，高丽就遣使奉慰致贺，并要求购买《太平御览》等书籍，但没有得到允许。日本权臣藤原赖长曾不惜重金请宋商刘文冲购买书籍的目录中就有《太平御览》。但是，直到日本治承三年（公元年），才由平清盛花费巨款向宋商购得该书的抄本卷。公元年，南宋特许日僧圆尔弁圆将宋版《太平御览》册带回日本。此后，在公元年，藤原师继曾购得《太平御览》一部卷。据记载，传入日本的《太平御览》达数十部之多。

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书籍的海外流传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促进了朝鲜半岛、日本群岛等地区文化社会的发展，也对推进世界文明进程做出了卓著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