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丝绸之路是众多通向西方“丝绸之路”中历史最为悠久的道路，作为连接欧亚大陆的通道，它的形成和发展与欧亚大陆上生活的草原民族密不可分。由于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性，商贸交往和物质交换是生长于欧亚草原上不同民族赖以生存的重要方式，草原丝路的开通具有必然性。不同民族的文化、器物、宗教文字等都通过这条道路源源不断的在东西方之间相互传播。

古老的欧亚草原上曾生活着匈奴、突厥等强大的游牧民族，并建立起横跨蒙古高原与中亚地区疆域广袤的游牧政权。其中，回纥人曾在八世纪中期的漠北建立起幅员辽阔的回纥汗国，至此成为北方草原的新主人。回纥汗国存在的一百年多年时间里控制着漠北草原地带，并将势力不断向西扩展。安史之乱后是回纥汗国的大发展时期，回纥通过与中原王朝的绢马贸易、和亲朝贡等方法得到了唐朝提供的大量贵重丝绸。回纥汗国将这些丝绸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售卖到西方，回纥汗国境内的草原丝绸之路日益兴旺。

地处漠北的回纥汗国位于中西交通要道上，传统西域丝绸之路受阻使得回纥汗国境内的草原丝路发挥了沟通东西的重要作用。温暖湿润的气候也为丝绸的生产和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客观上的条件。与唐的同盟关系有利于汗国政治的稳定，汗国的统治者采取了重用善于经商的粟特人、管理路网、设立驿站、与吐蕃争夺西域保护商道等一系列的措施来维护汗国经济的命脉草原丝绸之路。

中西方转运贸易活动带动了回纥汗国商业的繁荣，促进了漠北回纥汗国的封建化进程，他们向着定居、半定居社会转化。东西方文化在漠北的回纥汗国内交融发展，极大的丰富了回纥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还维护了与唐政权关系的稳定性。草原丝绸之路既是经济贸易之路，又是文化交流之路，更是回纥汗国巩固政治稳定的发展之路。回纥汗国为自身的利益，自觉主动承担起守护草原丝路的重任，积极维护和发展草原丝绸之路。

史前草原丝路的雏形

草原丝路即草原丝绸之路，是指途经北方蒙古草原西行至中亚以西的线路，欧亚草原带就是草原丝绸之路运行的主要地带。

位于亚欧大陆上的草原是世界上最大的草原带，东起中国的兴安岭地区，南缘为蒙古高原，从西伯利亚平原一直延伸到东欧平原，呈现出条带状的分布特征。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是远离海洋的内陆地区，一系列高大山脉阻碍了水汽进入，欧亚大陆的中纬度地区形成了长度约为公里的草原地带。狭长的欧亚草原带基本横跨了大陆东北部内陆的蒙古高原，向西延伸进入西伯利亚平原、哈萨克丘陵一直扩展到东欧平原。

整个欧亚草原分为三个大的区域，西部的黑海-哈萨克斯坦区、亚洲中部区以阿尔泰山、天山为中心的草原区域，东部为蒙古高原地区。欧亚草原带的中部和东部基本上与我国北方草原地带重合，自古以来就有不少游牧民族在此繁衍生息。亚欧草原带所经过的高大山地丘陵较少，草原地带地势和缓，便于交通行走，也是能够形成交通路线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沟通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和世界历史走向与发展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草原丝绸之路也被称为皮毛之路或者是茶叶之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草原丝绸之路上贩卖的一些代表性商品，但时代的不同也具有差异性。草原丝绸之路由中原进入蒙古草原后主要有两大路线，一是继续北行可达贝加尔湖附近，由此折而向西穿越西伯利亚草原抵达东欧。或由蒙古高原的中心土拉河、鄂尔浑河流域向西，越杭爱山，沿阿尔泰山西行，再折向南进入天山山脉以北草原。沿天山北麓至伊犁河，过碎叶川、塔拉斯河，西行经锡尔河。沿河而下至咸海，再渡乌拉尔河、伏尔加河，直至黑海北岸。从中国北方的蒙古草原出发，最终抵达欧亚草原带东段上的东欧平原和多瑙河流域。

早在草原丝路形成前，欧亚大陆上的草原地带就已经出现了贯穿东西方的路桥欧亚草原大通道。追溯到旧石器时代，这条遥远的草原带上就有着人类的活动，这条草原地带就已经肩负起沟通东西方的重任。中国北方草原是欧亚草原通道的东南沿线，也与黄河孕育的中原文化相接壤，更是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交流碰撞的典型地带。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物质交流的基础决定了中国北方草原能够长期作为欧亚间物质交换的交通要道。

公元前两千年世界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器因其更容易保存的特质在欧亚大陆的不同地区被考古发掘，空间分布广泛。欧亚草原通道连接起了中国北方草原和东欧草原地带，形成中西交通间的草原的路网。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赤峰的夏家店进行发掘，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出土了众多青铜武器、容器和工具。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有动物纹饰的青铜短剑，一些专门的牌饰上也有这样卷曲的动物纹。类似的装饰风格在欧亚草原其他地区也有广泛的分布，体现了中国北方草原文化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共同性，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往。

夏家店上层文化中的北方系青铜器以及其他的文化特征不仅在内蒙古地区被发现，与欧亚草原地带贝加尔地区以及黑海沿岸出土的文物在特征上都有所交叉。外贝加尔地区的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在装饰风格呈现趋同性，从武器、器具形态功能上更加相似，审美层面上更为贴近。随着青铜文明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的概念更加明确。

“欧亚草原欧洲部分与亚洲部分的交往路线在这一时期彻底打通，整个草原地区第一次构成了一个大的整体，各地出现的卷曲动物纹就是最好的证明”。欧亚大陆草原地带在物质文化上具有互通性，生活于此的先民也保持着交往。欧亚草原交往的通畅为草原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交流的开端，以至于后世东西方人的商贸、文化交往都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延续着。

回纥汗国统治前北方草原丝路的基本状况

经过了青铜文化的洗礼，游牧经济因素也在广袤的草原上产生。游牧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性，草原游牧民族需要通过适时的产品交换来维系族群的生存生活，基本的活动范围在长城沿线以北的草原地带。

北方草原上出现了一个对欧亚大陆草原地带产生深远影响的游牧民族，匈奴人。强盛时，他们控制了大漠南北，向西到达西域，更将势力从北方草原延伸到了东欧地区，驰骋在欧亚草原上。公元前三世纪，在今内蒙古的阴山地区和黄河的河套流域，匈奴发展起来。“匈奴，其祖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繁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匈奴的统治中心在阴山一带，并囤聚于此，主要依靠游牧生活，制造弓箭武器，武力扩张。汉史中记载匈奴人“食畜肉、衣皮革、被毡毬”，由此可见畜牧业是他们最主要的经济模式，牲畜是他们最主要的食物、衣物和生活用品来源。

西汉初期匈奴势力相当强大，匈奴的南下给初生的西汉王朝带来巨大威胁，西汉统治者只能采取求和方式以换取暂时的安定。主要措施就包括和亲、互市、缔结兄弟亲属关系、给予金钱这几种形式。可以说，匈奴与汉王朝的交往模式成为了后世中原王朝与草原游牧政权寻求和平交往的范本，也是草原丝绸之路正常运行的基础。

开放“关市”是一项重要的经济交往手段，主要内容就是允许双方的人民在官方指定的边境地区设置互市，用于商品交换和买卖。作为以游牧为生的匈奴人，靠天吃饭的畜牧业无法完全满足自给自足的需求，这就需要和以农耕为主的中原王朝进行物质交换获取生活必需品的补充。匈奴生产大量的皮毛制品和蓄养的牲畜都作为他们贸易的主要产品，他们则从汉人手中换取粮食、丝织品、衣料、瓷器、金银器等物品。

西汉前半期，匈奴将活动范围从大漠南北扩大到西域地区，控制了中原与西域诸国和与中亚、西亚交往的交通路线。“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西域诸国在匈奴的统治之下。《史记》中提及:“(匈奴)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匈奴利用武力征服了西域诸国，自乌孙以西至安息，匈奴使者凭借单于一纸证明，便可以在任何地区接受招待和自由取得所需马匹，任何国家不敢违抗命令。《汉书》中提过罽宾国，“其民巧……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以及“自宛以西至安息国……善贾市,争分铢”。当时西域和中西亚的不少国家都是商业贸易之国，依靠自身东西方走廊的优越地理位置把控东西商业。匈奴凭借在西域的统治地位和力量，对西域国家进行压榨，收取赋税，也间接参与了西域与近东的商贸往来。在蒙古发掘的匈奴贵族墓葬诺颜山古墓中，就发现了希腊人织造的丝织品和刺绣画，反映了匈奴与西方的交换关系和文化交流。匈奴在向西扩张的过程中也与西方社会加强联系，此时的欧亚大陆草原地带也继续发挥着欧亚大陆路桥的连接作用，陆上丝绸之路正在以绿洲和草原两条路线并行。

匈奴被打败后后分裂南北二部，逐渐式微。直到永元三年（91年），北匈奴西迁，退出漠北入侵欧洲。北匈奴在南匈奴、丁零、鲜卑及西域诸国的围攻下大规模西迁，越过阿尔泰山进入乌孙，通过康居最终抵达欧洲，所经西迁路线疏通并拓展了草原之路。

匈奴走后，鲜卑是草原上实力较强的一支，还曾入主中原建立王朝。十六国时期，北方不少割据政权都是由塞外“胡人”建立的，他们离开草原，南下中原，汉化程度非常深。在四至五世纪逐渐形成了一条以北魏都城平城为中心，西接伊吾，东至辽东的贯通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东西国际交通路线，在东面还与日本、朝鲜连接。

公元五到六世纪，北方草原迎来了新的霸主突厥人。他们生活在大漠南北、贝加尔湖以西，中亚以东的广大区域。公元四世纪左右，北方草原上游牧着很多民族，其中柔然是当时非常强大的一支，与北魏政权对抗。根据史书记载，突厥人是替柔然人冶炼铁的锻奴。柔然内部的斗争极大的削弱了实力，被奴役的其他部落也不断反抗，最终柔然汗国被突厥人所灭。

突厥人灭亡了柔然汗国，并建立了“西破挹怛(即嚈哒)，东走契丹，北方戎狄悉归之，抗衡中夏。后与西魏师入侵东魏，至于太原”的国家。突厥控制的疆域辽阔，“东极东胡旧境，西尽乌孙之地”。突厥统治范围东至辽河流域，西部已到达里海附近，南缘是蒙古高原的大漠，北达贝加尔湖，跨越欧亚草原地带的大部分地区，占据欧亚草原通道的主要地带，是地处欧亚大陆中央区域的草原游牧帝国。

公元六世纪中后期是突厥最为强盛的时期，利用中原北周北齐政权相互斗争而坐收渔翁之利。为获取突厥的支持，北周和北齐都采取积极的和亲政策。北齐“亦倾府藏以给之”。北周答应，“朝廷既与之和亲，岁给缯絮棉彩十万段”。北齐、北周为笼络突厥赠与数额巨大的丝织品。

丝织品除了给贵族享受之外，绝大多数都被突厥人运送到中亚、波斯地区，售卖给罗马人，获取了丰厚的回报。丝绸贸易已经成为突厥重要的收益，他们需要通过“丝绸之路”将其贩运到西方世界。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大乱，各割据政权相互倾轧，战争频发，出河西进西域的路线深受阻碍，丝绸的价格一路走高，谁能控制这条通往西方的丝绸贸易之路就意味着独霸巨额的商业利益。

突厥占领着阿尔泰山以西的中亚草原地区和蒙古高原等地，塔里木盆地内的西域诸国都在突厥的统治之下。嚈哒是突厥在西域最大的竞争对手，萨珊王朝联合突厥人灭亡了分庭抗礼的嚈哒并瓜分了嚈哒故地，波斯与突厥以阿姆河为界。波斯与突厥因丝绸销售利益产生摩擦，突厥想将从中原得到丝绸越过波斯商人直接销售到拜占庭帝国。波斯人不想把对拜占庭的销售权拱手让出和突厥冲突升级，关系恶化。突厥改换策略，通过粟特商人与拜占庭交好，粟特商人转卖直接开辟了由突厥出发，不经过波斯到达拜占庭的路线。大致是从今天的伊塞克湖地区或费尔干纳盆地，沿着锡尔河西向，再西行至里海的北岸，在伏尔加河下游渡河；然后南下，越过高加索山，从其南坡进入位于小亚细亚的拜占庭帝国的一条线路，即草原路线。

匈奴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并不十分明确，突厥人则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拜占庭帝国直接交往，可以说是进一步明确了草原丝绸之路的路线，扩大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范围。突厥时期的草原丝路的路线并非只有唯一的一条，越过葱岭的草原丝路一条沿着锡尔河西行，经咸海北岸；另一条则循阿姆河去君士坦丁堡。这条路的东端与途经西域的隋朝北部草原丝路相连。草原丝绸之路让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在获取中原的大量丝绸后不用再与其他中间国家进行瓜分交易，丝绸可以更快到达拜占庭甚至更远的西欧，谁控制了草原丝绸之路就意味着丝绸贸易的垄断。

隋朝时的突厥已经不再像南北朝时期凭借对中原王朝的绝对优势而免费获取丝织品，但隋王朝对东突厥也采取了和亲、互市、回赐这样的手段进行拉拢。“大业三年（年）四月，炀帝幸榆林，启民及义成公主来朝行宫，前后献马三千匹。帝大悦，赐物万两千段”。“帝法驾御千人大帐，享启民及其部落酋长三千五百人，赐物二十万段，其下各有差”。东突厥与隋朝和亲，在朝见时主动献马，隋朝以大量的丝织品作为回赐，东突厥就依靠着这些丝绸和西方交易。传统的西域丝绸之路因河陇地区战乱被破坏，突厥汗国管辖下的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却日益兴盛。隋朝初年，东西突厥分裂，汗国内部的部落也时常发生权力斗争。草原上的统治力量极不稳定，草原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逐渐走向衰落。隋朝在怀柔东突厥时重新经略西域，曾经因战乱不通的西域丝绸之路又开始焕发生机。但经隋一朝时间太过短暂，到了大业末年，天下群雄揭竿而起，国家重新陷入混战，陆上丝绸之路又受到多重阻碍。

吐谷浑多次侵扰河陇地区，隋炀帝继位后，重新打通前往西域通道。“吐谷浑易可吞并。帝由是甘心，将通西域，四夷经略”，“从征吐谷浑，祥率众从间道击虏，破之，俘男女千余口”，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通往西域的阻力。隋末乱世给了吐谷浑死灰复燃的机会，造成“西道梗涩”的境况。唐朝初年，唐王朝将公主许婚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东突厥的颉利可汗曾说过：“若迎唐公主，必假我道，我且留之”。可见当时途经河陇的西域丝绸之路再次受阻，前往西方，需要经过东突厥政权统治之下的草原丝绸之路，草原丝路再次承担起沟通东西的重任。

初唐时期，突厥势力时常进犯北方。此时的突厥外部虽是“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但内部矛盾重重。颉利可汗连年的征战使得各部族苦不堪言，沉重的苛捐杂税和横征暴敛让其他部落的离心力越来越强，“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薛延陀，回纥、仆固等十余部落脱离突厥。贞观三年（年），李世民联合薛延陀发起反击，大败东突厥，北方草原上强盛一时的东突厥政权灭亡。唐太宗扶植薛延陀制衡东突厥，也扶持回纥、仆固、拔野古等部族与其相互制衡，防止薛延陀一家独大。唐王朝实力日益雄厚，北方草原上的回纥部也愈加发展壮大。贞观二十年（年），回纥趁薛延陀内乱之际，联合唐朝和其他部消灭薛延陀政权，占领薛延陀的势力范围。回纥称霸漠北诸部，绝大部分的漠北铁勒部落加入回纥部落联盟，疆域范围广阔。漠北各部名义上也都服从唐中央管辖，回纥对唐朝的依附增强，臣属态度更加明确。回纥等部要求修建一条“参天可汗道”，“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以貂皮充赋税”。“参天可汗道”不仅仅带有臣属的政治意义，也具有深远的经济意义，它是一条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的商品交流通道，大量的中原物产从回纥境内的草原丝绸之路售卖到西方，这也是草原丝绸之路里一条重要的路线。

永淳元年（公元年），东突厥汗国复国，竭力向北部扩展势力。“则天时，突厥强盛，铁勒诸部在漠北者渐为所并。回纥，契苾、思结、浑部徙于甘凉二州之地”，草原上的政局混乱，草原丝绸之路在这一阶段发展较为困难。唐朝北疆受到严重威胁，为防止东突厥南下，张仁愿在黄河以北修筑三受降城防御体系。三受降城除了防御的需要，也成为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开展互市的场所。武则天当政以来，唐朝马政废弛，耗损也十分严重，自玄宗继位以后力图解决马政问题。开元十五年(年），东突厥可汗遣使献马，双方关系缓和，“仍许于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之所，每年赍缣帛数十万匹就边以遗之”。唐以金帛换取突厥良马，在河东陇右等地放牧。天宝之后唐朝马政繁盛，突厥也利用从唐朝换取的丝织品保证了草原丝路上东西方丝绸贸易的正常运行。

回纥汗国时期从中原出发至回纥牙帐的草原丝路要经中受降城入回纥道，或是“使者出天德右二百里许抵西受降城......至回鹘牙帐”经过西受降城入回纥，三受降城也对回纥至中原的交通线路起到了保护和供给作用，为草原丝路的通畅起到积极作用。

回纥等铁勒诸部曾主动赴长安求见唐太宗意图构建中原与北方草原的密集联系，开通参天可汗道。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回纥部从唐朝在北方草原上的羁縻政权逐步发展成为北方草原的控制者、欧亚草原地带上的商业强国——回纥汗国。

正是因为回纥汗国在中国北方草原的建立，使得唐王朝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开启了长期稳定和谐的关系，为草原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环境基础。在安史之乱特殊的历史机遇和历史环境下，回纥汗国利用其自身的地缘优势主动承担起草原丝路的扩展与维护任务，并在八、九世纪形成草原丝绸之路发展的高峰，使得欧亚草原之间的草原路网辐射的范围更大，更加通畅，东西方的物质文化交流更加丰富。